国内，新冠疫情冲击，三重压力持续，就业不充分，物价走势低迷，经济恢复受阻。
是时，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挂钩。然而，各种市场摩擦不仅使总量均衡难以实现，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
通过央行的流动性救助、证金公司大规模入市买入，股票市场最终才得以平稳。 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彭兴韵 来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23年07月05日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随之，央行连续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的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三农和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过去近十年里，根据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我国央行除了继续强调中性货币政策外，同时也不断强调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传统上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总需求管理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四）引导和管理利率央行在2014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发挥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是央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对某个特定领域的信贷投资而发放的再贷款，是为了解决那些容易受到信贷配给制约的领域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贵问题，我们也可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称为普惠金融支持再贷款。例如，人民币国际化是在国务院2009年7月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后启动的。
而国际化的更高层次则是外国投资者在与中国无关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相对许多国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使用的货币而言，人民币应该算是国际化货币了。至少先考虑亚洲货币基金，然后再来讨论以各国本币结算。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通过贸易进口结算跨境流出。
我们确实应该研究全球地缘政治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根据对不同发展趋势的判断，设计我们的相应蓝图。如果考虑到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等新趋势，不但资本账户开放已经不再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甚至传统意义的资本项目开放和货币国际化本身都应该重新考虑。
10.内地投资者购买联交所上市的港股，用人民币交付。Q5：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美元武器化趋势加速全球多国的去美元化探索。由于像欧元和美元这样具有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一起建设新的报文系统以替代SWIFT，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支付体系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办法完全规避汇率风险。
解决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性问题的出路，不在于人民币国际化，而在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有两个老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尽管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自2014年到2022年，中国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大超过同期中国的净海外投资头寸（NIIP）。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取决于地缘政治前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路基本有两条：一是逐步用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镑，你们的地位就倒过来了[14]。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存在资本外逃问题，只是原因不同、结果不同而已。
这样，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必然会转化为美元和不同形式的美元（或其他硬通货）债权（美国国债、公司债、银行存款和贸易信贷等）。需要注意的是，在看到货币国际化可能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应看到货币国际化本身也可能会加大金融风险。
不难说明，在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中国也无法通过资本项目输出人民币而使外国投资者成为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的净债权人。不仅如此，经常项目顺差国意味着资本净输出国和净债权国。另据报道，中国和海湾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将增加油气进口，并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反观泰铢，其国际化程度高于港币，国际投机者可以在泰国以外的地方得到泰铢，也由此，国际投机者得以在泰国外汇市场上做空泰铢，并最终大获全胜。当然，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的最明显原因还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宽限制、提供便利的结果。
理论上，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但由于估值效应（汇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海外净资产头寸的变化）和统计误差，两者并不一定相等。不少国家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银行、货币互换和使用当地货币结算的协议。
11.内地投资者购买联交所上市的港股，以港币报价成交，以人民币结算。如果仅看是否在国际上得到使用，尽管占比很低，目前人民币已是国际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三。
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没有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13]。与此同时，人民币资金通过债券通（北向）、RQFII、CIBM（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港通（北向）和深港通（北向）等等通道跨境流回大陆。
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源于对国际货币的不同定义。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措施，是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印度中央银行现任行长达斯则向记者表示，印度的外储是充分分散化的。美国会因此而受损，但中国的损失肯定更大。
但由于统计阙如，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货物贸易中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开票货币的数量和比重。输出人民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贸易项目，二是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
印度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事实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及不少美国政客已经不止一次发出要扣押中国外汇储备的威胁。出于分散化和其他一些考虑，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如果通过进口结算输出的人民币通过出口结算实现了回流，外国进口商所能得到的人民币必然小于外国出口商所能提供给他们的人民币。由于所谓网络效应，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不仅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努力，而且取决于美元地位的下降。
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动向，中国的货币当局需要与时俱进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路线图，并做出相应调整。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国际化进展明显放缓。在这种情景下，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小院高墙政策，但中美依然是对方的第一或主要贸易伙伴。导致2021年在人民币跨境货物贸易收付金额仅为5.11万亿元的情况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却高达36.61万亿元这种状况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但2015-2016年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差强人意、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贸易结算量增速下降。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之后，俄罗斯银行把大量外汇储备转为人民币资产，用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代替纽约的CHIPS系统。
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美元武器化彻底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依托的国家信用。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资本账户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已经是金融界的广泛共识。虽然许多人对资本外逃问题心知肚明，但却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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